(三)唐初禅宗兴盛的大势
禅宗的六祖慧能，开始宏扬掸宗的时代，正当唐高宗与武则天内时代，现在要讲禅宗的
兴盛史迹，首先须从唐代中国佛学与唐代文化的趋势，有一简单的了解，在这个时期以前，
中国文化的文运，由於六朝人爱好柔靡艳丽而缺乏实质的文学，造成学术思想飘浮不切实际
，停在萎靡颓唐的状态之中。初唐开国以来，因唐高祖李渊父子的极力提倡改除六朝的文体
，使表达学术思想工具的文学，又有新的生机。而在中国佛学方面，自陈、隋之间，智者大
师创立天台宗，用批判整编的治学方法，建立一套体系完整的天台宗佛学以後，又碰到在印
度留学二十年的玄奘法师回国，唐朝君臣朝野，备加盛大欢迎，为中国佛学加入新的血轮，
唐太宗命令朝廷为他设立译场，开设一个前迈古代的翻译馆，集合国内学者，与名僧千余人
，同时又罗致西域的梵僧，包括初唐东来传扬景教的教士，共同从事佛经翻译的工作。
当时佛经的翻译情形，先由主持梵文与中文的主笔，翻好经典以後，当众宣读梵文原意
与中文的译文，每逢不妥的地方，便字斟句酌，经过长久的反复辩论，才加确定，不像近代
我们翻译西方文化，都出於一人私家见解，往往纰漏百出，致有画虎类狗之讥。因此唐初自
有玄奘法师译经事业的开展，译成佛学中唯识法相与因明(印度佛教的逻辑学)的学系，而使
佛学的思想理论，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同时也影响了一般学术，自然都重视在精详的辨析
，与质朴的表达；每一时代的社会风气与文运的移转，都不是由於一二少数原因所形成，在
同一时代中的任何一件事物，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影响时代的效果，如果推开玄奘法师的宗
教立场而不谈，专从文化运动的角度去看，他对於唐代文化学术的贡献，实在可与魏徽、房
玄龄等媲美，况且他事业功德的余荫，还比他们更垂之久远呢！
由於以上的介绍，可以了解释迦牟尼佛教学术思想的传入，自东汉末期，经魏、晋、南
北朝而到初唐之际，经过数百年的推排融会，已如水乳交融，完全变成中国佛教的中国佛学
了，玄奘法师的翻译佛经事业，可以说，是印度佛学变成中国佛学的结论与定案，以後的佛
学慧命，便会靠中国高僧学者去发扬光大了。在这个时候，中国佛教专讲修行实证方面的宗
派，前有晋代慧远法师创建的净土宗，风气所播，普及全国上下；後有隋朝智者大师创建的
天台宗，在理论与修证方法上，也普遍深植人心，再加入玄奘法师传来的唯识法相之学，使
一般知识分子的读书人，与佛教的名僧大匠，便都笼罩在佛学的研究与精思妙理的气氛中。
以前我们曾经讲过，佛学的最终目的，著重在修证方面，并非专以讲学术思想为究竟的事，
当初唐之际，佛学的大家们，讲论学理，著作弘文，已达登峰造极的饱和状态，而且大有偏
向将变成为哲学的思想，与逻辑的论辩，与修行实证的目的，有不相关系的趋势；恰好达摩
大师在梁武帝时代传来禅宗的修证法门，历传到了初唐以後，将近百年的时间，禅宗的直指
人心，见性成佛的修行法门，已渐渐普遍为人所知，所以到六祖慧能与他的师兄神秀时期，
著重简化归纳的禅道，便自然而然应运而兴，乐为人所接受，就此趋之若驾，一跃而成为中
国佛学的中心了。
至於禅宗发展的历史，大多偏重六祖在曹溪一隅传授禅宗的道统所左右，并未了解其全
面的情况；事实上，在初唐到盛唐之际，影响中原与长江以北的禅宗，还是得力於以前四祖
、五祖旁支所传的师弟们，与六祖的师兄神秀的力量居多，到了晚唐与五代至南北宋间，所
有佛学与禅宗的影响力，才是六祖一系禅宗五家宗派的天下。而在其中架起南能顿宗的桥梁
，建立起灯塔的，便是六祖再传弟子马祖道一，与其弟子百丈慧海禅师创建禅宗丛林制度的
功绩，若有人把六祖一系禅宗的兴盛的一笔糊涂帐，算在六祖最小的弟子神会身上，那是偏
见与轻掉所致，不足为训。
禅宗在初唐时期，由於以上所讲时势助缘的推动，又因为有与六祖慧能并出五祖门下弟
子们的宏扬，因此深受朝野社会的推重，使禅宗的风声教化，普遍展开其传播的力量。在唐
高宗与武则天时期以後，除了六祖的师兄神秀已为朝廷的“国师”以外，由五祖旁支所出的
嵩岳慧安禅师，惟政禅师，以及四祖旁支法嗣的道钦禅师等，都曾先後相继为“国师”，同
时华严宗的倔起，是与四祖、五祖一系的禅师，有很大的关系。至於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禅
道，在武则天王朝至唐玄宗时期，才由岭南传播，渐渐普及於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之间，
後世所谓来往江湖的成语，便因此起，而且六祖的门下弟子，大多歇迹山林，专修禅寂，极
少如江北中原的禅师们，厕身显达，对一般知识分子与民间社会，都发生很大的作用。尤其
自六祖创格不用高深学理，只用平常说话表达佛学心要以後，到了再传弟子如马祖道一、百
丈慧海等以次，便建立了南传禅宗曹溪顿教的风格。无论问对说法，常常引用俗话村言，妙
语如珠，不可把捉，只在寻常意会心解，便可得其道妙，使庄严肃穆，神圣不可侵犯的佛经
奥义，变为轻松诙谐，随缘显露的教授法，这是中国文化禅学的创作，也是佛学平实化的革
新，因而产生了禅宗与佛学几个不同的特点，以下再作介绍。到了晚唐、五代、与南北宋间
的禅宗，除了上述的情况以外，又与平民文学结为不解之缘，於是禅师们的说法，便产生许
多隽永有味，而具有平民文学化的韵语与诗词，而影响宋代文学诗词的特别格调，明、清之
间，虽然承其余绪，但己有依样画葫芦之感，反而显见它的拙劣了。
我们明了初唐以来禅宗的倔起，与其变革的形势，便可明白南顿北渐之争，并不是禅宗
史上的重大问题，不可因小失大，专向牛角尖里去寻找冷门偏僻的资料，作为标新立异的见
解，例如六祖的小弟子神会( 荷泽 ) 的入京，争取禅宗在当时政治社会地位的事，与真正专以
求道为务，避世无闻而隐迹山林的禅宗正统的禅师们，毫无作用与影响，况且神会当时的入
京，据禅宗史料的记载，是为嵩岳的渐门盛行於世，因此而引起他不服气的动机，大著其
《显宗记》，他经过一番努力，在天宝四年间，方定南能顿宗，北秀渐宗的两宗之说。其实，
嵩岳的禅、系出於禅宗四祖与五祖旁支的传承，与神秀之间，关系并不很大，况且渐修顿悟，
本为禅宗的一车两轮相似，神会多此一事，徒有近似世俗的虚荣而已，於真正的禅宗与禅师
们，又有什麽关系？所以当时在南方的禅宗大师们，对於此事，从无一语提及，由此而知其
为无问题中之问题，无问题中之小问题，何足道哉！总之，六祖以後的禅宗，是由民间社会
自然的推重，并非凭藉帝王政治力量的造就，由“下学而上达”，後来便成为全国上下公认
的最优秀、最特出的佛教宗派，若引用一句佛经式的成语来说，可谓 “甚为奇特希有”。